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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变成全球各国的重要议题和战略导向。新加坡政府、学校和企业以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共同目标，在不断协作互动中形成三螺旋模式的社会生态。政府通过战略引领、资金支持与环境营造来主动搭台，学校通过建设数字课程与培养教师素养来热情参加，企业则通过反馈人才需求与提供实践基地来鼎力支持。同时，政府、学校和企业三者间共治共享共建，在协同耦合中优势互补，积极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本国教育质量提高、人力资本提升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赋能。借鉴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验，我国应该以多方协作为核心，凝聚合力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政府政策为主导，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以学校教育为基点，加强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依托，促进教育数字化实践平台建设，以此来推动我们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中国的加速建成。

  随着信息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数字化转型使基于数字环境和数字ECO的新技术应用成为可能。数字技术的应用，是生活方式转变、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引擎，引发社会生活每个方面的颠覆式变革。建设数字社会、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也变成全球各国的重要议题和战略导向。在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新加坡牢牢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契机，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促进本国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大批满足市场需求的数字化人才，还保障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发布的《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6）显示，该年新加坡在世界各国“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排名位居首位，这表明新加坡已经做足在新兴信息技术中获益并利用数字化转型机会的准备[1]。此外，新加坡在2023年全球竞争力和数字竞争力排行榜中也表现出色，分别位居世界第四和第三。这些优异的表现既离不开政府、学校和企业各自职能的有效履行，也与三者间的沟通协作和优势互补紧密关联。政府、学校和企业之间不断作用形成相互依存、互促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是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飞跃的重要引擎。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2]。我国教育规模庞大，地区差异明显，必须广泛借鉴域外经验，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之路[3]。基于此，本文通过一系列分析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并从三螺旋视角审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措施，以期为我国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建设数字中国提供经验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推进，在促进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也引发各国间激烈的博弈与竞争，但归根结底都是教育、科技、人才等软实力的竞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23年世界竞争力年鉴》（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3）显示，新加坡全球竞争力排名世界第四，较2022年下跌一个名次；但人才智库排名世界第八位，较2022年上升四个名次[4]。新加坡尽管已有出色的表现，但所谓维持原状就等于落后[5]。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步的方向选择。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可为教育发展注入活力、为科技迭代提供动能、为人才教育培训创造空间。为此，新加坡采取系列行动来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潮流，积极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从而有效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如发布“智慧国计划”、推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及开展“人工智能新加坡”系列项目等[6]，不断推动新加坡在教育教学、人才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变革。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发展经济只能依靠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新加坡极其重视数字化转型发展及劳动力数字技能的提高，其信息技术采用率位居世界前列。因此，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培养大批数字化人才来满足社会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成为新加坡的一项重要任务。202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布第七轮“研究、创新和企业2025”计划，表示将在5年内投资250亿新元（约占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1%）用来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顶尖研究人才，推动变革性创新，从而抓住数字化转型契机，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机会[7]。只有在人才教育培训中借数字化转型之力，用技术赋能教育，塑造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数字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帮助其适应智能化、数据化和个性化的社会环境，使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相符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4）显示，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投资总额比2022年增长了近8倍，达到252亿美元，且2023年有55%的组织在至少一个业务部门或职能中用AI（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超过 2022年的50%和2017年的20%。[8]这也使全球对AI人才的需求骤增。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的《2023泛AI人才洞察》显示，2023年人工智能人才紧缺，人才供需比仅为0.39，相当于5个岗位争夺2个人才。纯互联网行业成为AI新发岗位量最高的行业，占比为20.78%[9]。AI人才供应不足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外，技术变革的日新月异，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工作岗位，这些新岗位要求工人具备快速适应能力、较高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发布的《2023年职位空缺》（Job Vacancies 2023）报告数据显示，职位空缺比例由2022年的38.7%上升至2023年的47.3%，其中信息通信行业职业空缺比例最高为72.8%[10]。此外，新加坡2023年12月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National AI Strategy 2.0）提出，要增加数据、机器学习、工程等方面的从业人员，将AI从业者人数从现有的4500人左右增至15,000人[11]。短时间内对信息通信技术人员需求量的增加，不仅造成新加坡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短缺，还给信息通信技术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和更广泛的劳动力带来非常大挑战，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就业市场数字化人才短缺的现状，推动了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为代表的数字时代的到来，在改变社会“时空体制”和重塑产业形态的同时，也不断推动教育发展，改变着传统思维和既往逻辑。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指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更是对教育领域的一种涵盖广泛、全面的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从而重新塑造整个教育体系[12]。

  一方面，在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成为常态。有新加坡学者觉得，采用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相融合的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教育损失[13]。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线上与线下教学内容的灵活设计、因材施教理念的科学实践、智慧教育的不断推进、学生学习体验的日益丰富、科学智能评价的深入开展，从而推动教育发展迈上新征程。另一方面，新加坡十分注重“为生活而学习，为未来作准备”的教育改革，以期为未来社会培养具备“21世纪技能”（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的新加坡国民。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以技术赋能教育，用数据驱动发展，实现育人模式、教学过程、评价体系等全方位变革，是推动新加坡国民素养提高的现实需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螺旋理论主要被用于说明三大主体间的协作互动关系，适合对涉及多元主体的发展的策略进行探析，这对于了解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政府、大学和企业间的互动联系提供了理论依照。三螺旋概念最先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常被用于表述基因、组织与环境间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和荷兰的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在三螺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官、产、学三螺旋理论，用来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14]。政府、大学和企业是三螺旋理论模型中的三大主体，在市场需求的作用下进行联结，形成三种力量交叉影响的三螺旋模式。这三大主体在履行传统的政策协调、知识创造和财富生产职能外，还可以与其他两个主体相互作用并支持其实现职能，或通过不断协作与互动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职能，从而推动事物实现螺旋式上升。三螺旋理论的关切点落脚于三大主体间的协作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叉影响，适合对涉及多元主体的发展的策略进行探析，这对于了解政府、大学和企业间的互动联系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三螺旋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基于大学、政府和企业的框架，对不同研究主题中各主体的功能角色、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如有学者基于三螺旋理论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问题[15]、高校创业教育效果影响因素[16]、创新ECO发展[17]等。另一方面，在三螺旋关系基础上引入其他主体，构成四螺旋、五螺旋甚至N重螺旋主体做多元化的分析。如埃里亚斯·G·卡拉扬尼斯（E.G.Carayannis）将“社会公众”作为第四重螺旋，之后又提出将“社会自然环境”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第五重螺旋主体[18]；有学者基于四螺旋理论分析了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19]、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路径[20]、双创人才教育培训模式[21]等。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现有理论应用研究成果丰硕且范围广泛，但选取国外案例为研究对象的较少。

  从新加坡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有关政策和实践来看，新加坡政府、学校和企业三大主体有各自的责任分工，但又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打破边界壁垒、协作互助、凝聚合力、共同作用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实现。新加坡政府通过数字化战略引领、资金支持、环境营造等举措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通过加强数字化课程建设和提高教师数字素养的方式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企业则通过及时反馈人才需求和提供实践基地的方式助力数字化人才教育培训。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政府、学校与企业相互依附，发挥作用，在数字化课程建设、数字化培养平台建设、数字化资源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发展，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提质增速。

  新加坡政府、学校和企业以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培养数字化人才为共同利益诉求，三大主体围绕共同的目标不断进行协作互动，共享信息资源，传统边界不断消弭，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搭台、学校参与和企业支持的三螺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社会生态。其数字化转型实践生动体现了三螺旋理论中各主体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属于该理论的典型案例。鉴于此，可从三螺旋理论视域出发，对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研究与分析。

  原有三螺旋理论中的学校主要指大学，然而在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不一样的层次的学校都热情参加教育数字化转型，并与政府和企业组织协作。鉴于此，本研究中作为三螺旋主体之一的学校，将中小学及大学都涵盖在内。从三螺旋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新加坡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更加清晰地了解新加坡政府、学校和企业间的关系，还能有效把握新加坡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举措，以期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技术迭代和社会跃迁使AI、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技能需求量与日俱增，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新加坡已基本形成政府搭台、学校参与和企业支持基础上协同耦合的三螺旋教育数字化转型模式，如图1所示。

  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战略引领、数字化资金支持、数字化环境营造等举措来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新加坡政府十分强调信息技术和人才培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针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持续谋划，出台一系列数字化发展规划，为本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擘画蓝图。自1997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四期《教育信息通信技术总体设计》（ICT-in-Education Master Plan），如表1所示，明确不同阶段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与关键举措，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为更好地应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促进教育与技术的深层次地融合，该系列规划于2019年起更名为《教育技术计划》（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这也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灵活应对和与时俱进。[22]

  新加坡学者李赛朱(Lee Sai Choo)认为，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取得成功的关键经验是重视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和利益，并将其与目标结合起来，为促进共同利益的达成而努力[23]。在《教育技术计划》的战略引领下，新加坡教育部协同高校、中小学校、教育专家、科技公司等组成数字化发展共同体，设计开发多种教育数字化应用平台，以此为教学范式变革、学生个性化学习、人才数字素养提升赋能[24]。此外，新加坡教育部、学校与家长建立了积极的伙伴关系，为促进学生数字素养的提高作出努力；政府、学校、企业合作伙伴、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网络群，共同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机会，为老师提供数字技术帮助与服务、为学校提供数字资源支持等。

  2017年，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RF）宣布将在未来5年间投资1.5亿新元促进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25]。2020年，新加坡政府设立7500万新元专项资金实施“国家数字素养计划”，为每名中小学生的教育储蓄账户发放200新元，支持其开展数字化学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会获得更多的资助[26]。该项举措不仅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还弥补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教育的公平发展，使低收入阶层的子女也有机会提高自身的数字能力。此外，新加坡政府还为培养社会成员的数字技能和支持职业生涯中期人员发展提供资金保障。2020年10月，新加坡政府为所有2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提供500新元的技能未来信贷，40岁至60岁的人员还能获得500新元的额外技能未来信贷。2024年5月起，年满40岁的新加坡公民还将额外获得4000新元的技能创前程培训信贷，以支持开展技能进修[27]。

  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新加坡政府于2006年发起“无线@新加坡”（Wireless @SG）计划，旨在加快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多数公共场合免费使用无线年，新加坡政府发布《数字化就绪蓝图》（Digital Readiness Blueprint），提出要建设信息管理与交流、数字交易、网络安全等数字技能课程。新加坡教育部还启动“国家数字素养计划”，通过多方面、沉浸式的信息技术体验，促使社会成员在教育旅程的每个阶段都能获得数字技能。[29]这不仅为新加坡公民提供了掌握数字技能的机会，也为加强学校课程建设、支持在职成人终身学习、帮助社会成员适应数字化的经济时代要求作准备等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学校是培养数字化人才的主阵地。新加坡不同阶段的学校都通过加强数字化课程建设和提高教师数字素养的方式来主动适应与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方式。尽管新冠疫情带来许多挑战，但也促使人们转向利用数字技术寻找解决方案。在数字化的发展潮流中，不同阶段的学校均热情参加，通过加强数字化课程建设来主动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生有很多机会挖掘和发展其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兴趣。新加坡所有的小学生在2020年之后，都能够最终靠“乐趣代码”计划和联合课程活动（CCA）体验简单的编码。从2023年开始，一些小学将提供健康科学、机器人、编码等技术相关领域的学习应用课程。中学生则每人会配备一台个人学习设备，以培养其数字思维和能力。对数字技术感兴趣的学生能学习STEM课程、参加与技术相关的应用学习计划（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ALP）或选修计算机课程，借此提升数字素养[30]。学校还经常举办“黑客马拉松大赛”等活动，以提高学生对网络防御、物联网等领域的认识和兴趣。

  在数字化课程资源方面，数字技术课程的覆盖率近年来逐步的提升。2018年，新加坡60%以上的中小学开设数字技术课程，80%以上的中小学将数字技术与其他学科融合。例如，将数字技术与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相结合。新加坡高等教育阶段也十分注重数字化课程建设，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新加坡高等教育学院（IHL）在工程、信息技术、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方面设置了相关课程，并定时进行更新，以确保与技术和行业需求保持一致，并确保学生具备数字化的经济所需的基本能力，如所有理工学院和技术教育学院的学生都一定得完成一个数据分析模块，利用数据分析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南洋理工大学（NTU）和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的学生均需要完成计算思维模块。新加坡学校将数字素养与课程内容相融合，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奠定了学校培养数字化人才的基础。

  在数字时代，培育学生的数字能力至关重要，关乎学生在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教师数字素养的高低，深刻影响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在数字技术快速的提升的时代，为提高教师的数字能力并鼓励教师终身学习，新加坡推出“教育工作者的未来技能”（SkillsFuture for Educators）计划，为教师专业发展以及能力培养指明方向。该计划提出，要培养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设计、实施和评估课堂的能力，分析与解释学生学习和评估数据的能力，基于大数据分析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实施有效支持的能力，以便及时诊断学生间的学习差距，调整教学策略，培养具有不一样优势、兴趣和需求的学生，改变和丰富他们的学习体验，促进其潜力的充分的发挥。这也为教师数字素养和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帮助教师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新要求，并通过技术赋能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的数字化人才。一项由微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教育部共同进行的研究发现，使用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学生数学成绩提高1.6个等级。[31]

  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数字时代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更离不开数字化人才作用的发挥。企业想要享受数字时代的红利，就必须热情参加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及时反馈人才需求和提供实践基地的方式，助力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企业发展需要大批优秀人才，学校应责无旁贷地成为人才供给的主力，但供给内容与供给质量只有与企业需求相符合，方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培养人才。企业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劳动力市场对未来数字化人才的需求数量、学历层次及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敏锐性，能够精准释放需求信号，以此来帮助学校及时了解行业产业的发展动态与趋势，更新补充培养内容，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接轨，为人才教育培训提供方向性指引。

  随着数字化转型在新加坡的深入推进，慢慢的变多的企业也加入数字化转型队伍之中，在企业业务和管理方面广泛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提高效率，造成了数字化人才短缺的局面，也从侧面反映了现有数字化人才教育培训不足的问题。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新加坡2023年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职位空缺比例高达72.8%[32]。此外，Grit公司发布的《2022/2023年新加坡薪资报告及市场展望》（Singapore Salary Report &Market Outlook 2022/2023）显示，52%的雇主希望能找到具备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技能的员工[33]。

  教育数字化转型有赖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物质保障和重要支撑。教育数字化转型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而企业由于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敏锐的市场直觉，在数字化设施配备和专业技术人员方面占据优势，能够为人才教育培训提供数字化实践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产业环境中将所学知识运用起来，在现实历练中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数字技能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的这一优势，可以弥补学校在人才培养实践机会、场地等方面的不足，帮助学生在数字时代中获取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促使学生不断发现、思考、应用与创造，进而增强学生的数字化学习和应用能力。

  新加坡公司可以提供了大量的数字化实践基地，有意愿的学生能够最终靠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强化实习”“未来技能学习计划”等项目，去企业接触真实的工作环境或参与实习培训。新加坡企业为学校的人才教育培训提供了数字化实践基地，一方面有助于招收更多可以胜任岗位要求的数字化人才，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积攒了经验，提升了技能，为未来职业生涯的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

  新加坡2015年提出要创建一个连通的社会生态系统，加强社会各个主体之间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合作，助推教育数字化发展。基于三螺旋模式，能更清晰地分析新加坡政府、学校和企业间的协同耦合关系。

  新加坡政府与学校在打造数字化资源平台、保障数字化资源应用安全等方面展开合作，协同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为推动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发展，新加坡政府与学校合作开发了系列学习门户，打造数字化教育资源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个性学习和终身教育的统一。2018年，全国性在线学习平台——“新加坡学生学习平台”（Singapore Student Learning Space）完成构建，可提供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学科的优质课程资源，以期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学生参与不同的学习模式，包括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体验，让学生按照自身兴趣和需要随时随处开展学习[34]。除了为学生提供数字化学习资源外，该平台还为老师提供了一系列技术工具，以协助教师设计和创造有意义的教学过程，在给予学生不同学习体验的同时，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例如，教师能使用技术工具来清晰地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与特点，并对不同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干预，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教师在该平台上可以寻找并加入适合自己的协作小组，学习应用新的教学法来不断调整现有教学方式和教学过程设计，在交流合作中提升数字化教学水平。[35]此外，该平台会根据师生的反馈与建议，不断改进和开发与课程相关的资源和系统工具，以满足师生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适应性和自我导向的学习体验，为教师创造更加丰富和智能的数字教学工具。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益普及，在创造即时连接和访问海量信息、知识和观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网络内容良莠不齐，潜藏着诸多安全隐患。互联网可能会使部分学生遭受网络不良内容的侵害，或是形成不好的上网习惯，或遭受网络暴力等，这极大地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为规避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加坡政府与学校联合采取多种举措来保障网络的安全使用。

  一是共同开发与设置网络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强调网络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情境性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网络风险，详见表2。该课程旨在使学生具备安全使用网络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积极的目标，成为安全、尊重和负责任的网络空间用户。如果学生及其好友在遇到与网络有关的问题（包括网络欺凌、网络骚扰和网络伦理等）需要支持或指导时，也被教导向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寻求帮助[36]。二是共同确保数字学习设备的合理使用。新加坡教育部明确表示，对于在国家数字扫盲计划下给学生配备个人学习设备的学校，要确保将个人学习设备作为学校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与其他活动和学习模式保持平衡。此外，学校和家长需限制学生个人学习设备的屏幕使用时间，以确保学生不会花费过多时间使用该设备。教育部还为学生提供了“关于网络健康和使用个人学习设备学习的学生套件”，以加强网络健康知识的学习和提高数字化设备的使用技能。[37]

  政府和企业均较为关注社会成员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的培养，因此采取一系列联合措施促进劳动力数字技能的提升。

  2016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加快培训专才”（TechSkills Accelerator，TeSA）倡议，提供各种信息技术课程，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5G、云计算等领域的培训，帮助社会成员适应数字经济的新要求。鉴于此，新加坡精深技能发展局（SkillsFuture Singapore）、劳动力发展局（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以及教育部创建了“技能创前程个人资源库”（MySkillsFuture Portal），并与不同领域的企业进行合作，为资源库增添与更新信息。

  该资源库包含超过25,000个符合学分要求的课程、各个领域的就业趋势、技能需求等内容，旨在建立高质量教育和培训系统，以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提升个人技能，促进职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支持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该资源库资源丰富且覆盖面广，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均能够正常的使用资源库来了解教育机会、规划职业生涯、进行终身学习等。[38]该资源库的构建，加强了课程与行业的联系，不仅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人才与提升数字技能提供了便利，还及时更新行业需求与发展趋势，促进了“适销对路”的数字化人才培养。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加速，社会对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意味着必须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以解决目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才能满足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鉴于预期的人才空白和缺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和年长的工人成为有待发掘且技能可以提升和转换的庞大人才储备库。为此，新加坡政府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共同促进劳动力数字技能的培养，以及挖掘处于职业生涯中期和年长工人的潜力。

  一方面，在政府政策引导与企业的积极配合下，实施职业转换和专业转换计划，为无论是否拥有信息通信技术背景的年长工人提供技能培训机会。职业转换计划为行业专业人员、经理和执行官提供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转换职业，就职新领域，取得新进展。职业转换计划的参加者每月还可领取90%的工资和课程补助费。专业转换计划旨在培养数据分析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尤其强调培训员工的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对于需要额外支持以弥补数字技能差距的成员，新加坡政府与企业共同启动“数字化工作场所的未来技能”（SkillsFuture for Digital Workplace）计划，旨在培养劳动力的基本数字技能[39]。另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为培养社会成员的数字技能和支持处于职业生涯中期人员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企业可以获得1万新元的未来技能企业信贷，以支持企业和劳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此外，为了支持雇主招聘、留住和再培训本地处于职业生涯中期人员，新加坡政府将为每位符合资格的工人向雇主提供为期六个月40%的工资支持，总计上限为12,000新元[40]。

  新加坡学校与企业纷纷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并发挥各自优势，在开发数字化能力提升课程、搭建数字化实习培养平台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2021年，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SUTD）与保险科技公司PolicyPal的子公司TechFin一起推出新的金融科技课程。为确保行业相关性，TechFin公司将帮助高校开发和更新课程内容，提高学习者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创新技术，进行风险控制、平台管理等数字能力培训。ICDL亚洲还与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Ngee Ann Polytechnic）、淡马锡理工学院（Temasek Polytechnic）开展密切合作，通过新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同为希望获得更多信息通信技术国际认证的成员提供国际数字素养课程[41]。

  为了帮助学生强化数字技能的应用能力，新加坡学校与行业企业在网络安全、大数据、软件开发等领域实施诸如“强化实习”等计划，为学生提供接触真实工作环境和参与实习培训的机会。如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ITE）与英伟达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职场培训”（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force Readiness）计划，以加强学生的人工智能培训[42]。在物流行业，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Republic Polytechnic）充当着行业协调员的角色，与企业合作设计课程内容，企业也会安排专门的导师来指导学生进行实习，帮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了解行业发展需求以及提升数字技能。新加坡理工学院（Singapore Polytechnic）开发的人工智能项目，要求学生必须在任一公司进行不少于8个月的工作实习，以提升数字化应用能力[43]。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政府、学校与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通过开展项目合作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提质增速。2022年7月，新加坡“全国人工智能中心”（AI Singapore，AISG）联合政府、学校共同推出为期三年的“AI学生拓展计划”，旨在提升中学、初级学院、技术教育学院等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数字素养，为新加坡培养更多的数字化人才[44]。该项目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设定学习内容与进度，每完成一个级别的学习内容，将会分别获得人工智能素养证书、人工智能基础证书和谷歌专业机器学习工程师证书，这已经成为判断学生在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方面是否熟练的证明。新加坡政府是该计划的牵头人，而谷歌云则是该计划最重要的行业伙伴之一。AISG还提出“具有可交付成果的现实行业项目”，并与包括新加坡战略信息通信技术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Infocomm Technologies，CSIT）在内的行业合作伙伴，为第一批实习生提供项目和每月津贴，每年大概有21名学生有机会与AISG的数字化工程师一起参加为期三到六个月的带薪实习[45]。在实习过程中，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人员进行专门的技术指导，帮助学生提高数字化技能，并灵活应用专业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目前，新加坡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其发展战略和具体举措能够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又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有益于与市场需求零距离对接。教育数字化转型涉及多个主体参与，也离不开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然而，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桎梏，以及政府、学校和企业间存在的利益博弈、信息不畅、实力不均等不稳定因素，使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多方协作共同体出现了联系松散化、合作随机化、资源分散化等问题[46]。因此，加强多方协作凝聚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要建构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模式，将各主体的教育数字化要素进行整合与优化，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提质增效。政府、学校和企业应联合建设教育数字化转型科技园、教育数字化协同战略联盟、官产学研数字化协同中心、政校企合作委员会等多样化协同模式，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强化多元主体协同进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促进多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要完善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治理体系。该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从政府、学校和企业三个治理维度共同发力。政府应不断健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和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各主体的责、权、利、效，为不同主体间的协同耦合提供制度保障[47]。学校应深化官产学研协同育人改革，通过搭建数字化合作育人平台与设立人才柔性流动通道等，建立政校企合作“共同体”，以此来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48]。企业则应在积极响应政府政策的同时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为数字化人才的协同培养提供便利条件。

  政府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及数字化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支持和调节作用，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动力引擎。跨越式发展离不开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我国政府应针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和社会建设问题，优化顶层设计，通过宏观调控达到教育数字化顺利转型的目的。

  一方面，政府应当出台一系列有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战略方向。目前，我国教育部已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划，如《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助力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驶入快车道。下一步，需与时俱进，注重政策的系统性、连续性和渐进性，并根据数字化人才的市场需求反馈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法规，不断丰富政策的具体内容，让政策更具可操作性、更易落地落实。另一方面，政府要实施财政倾斜政策，加大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力度。一是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大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课程资源、学习平台等方面建设的资金投入，营造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环境，加强对社会成员数字化素养的熏陶与提升，从而更好地保证数字化人才的培养质量。二是财政扶持社会成员开展终身学习，提高数字化技能。要使劳动力适应数字社会技能需求的快速变化，以人为本的终身学习至关重要。支持与数字技术有关的终身学习，不仅有利于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提供平等的数字化发展技能机会，还有助于促进和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

  学校是培养数字化人才的主阵地，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是我国数字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前沿与高地。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以学校教育为基点，以加强师生数字化素养与提升师生数字技能为切入点，从而使学校走出茫无头绪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状态，以扎实的步伐推动教育数字化稳定、有序发展。

  一方面，要注重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其专业数字胜任力，包括数据驱动决策力、教学内容表现力、人机协同育人能力和数据赋能创造力[49]。教师只有具备较高程度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才能承担起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重任。学校应为教师制定数字技术课程和培训计划，并定期举办数字化教学技能交流会，提高教师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的诊断、评估与改进能力，让教师成为以技术为媒介改变学生学习体验的促进者。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养，帮助学生在数字时代中获取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做好应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准备。因此，提高以下四个方面的数字能力不容忽视：一是数字使用能力，帮助学生学习如何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生活和工作；二是数字安全能力，帮助学生了解数字时代的风险和威胁，并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数字身份和资产；三是数字社交能力，帮助学生学习如何与他人进行数字交流和协作；四是数字学习能力，帮助学生了解如何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和自我提高。这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数字技术并运用这些技能和知识来解决问题，在数字时代中成长成才。

  企业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依托，是“政”与“学”之间联结沟通的桥梁，是数字化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关键载体，不仅能够及时准确地将数字化人才市场需求的相关信息反馈给政府与学校，还能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提供实习机会和实践平台。

  一方面，企业要充当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风向标。企业应明确提出所需数字化人才的供给需求，既要包括人才结构、类型、层次等宏观层面，也要涵盖具体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微观层面，给予学校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助力学校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还应该把市场最前沿的讯息反馈给学校，使数字化人才的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提高学校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灵活性，以及数字化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企业要努力成为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指导者与支持者。企业要主动加强与学校的联系，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进程，构建以提升数字化能力为导向的实践平台。只有不断促进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提升员工的数字素养，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公司能够积极吸纳学校的教师与学生参加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相关企业科研课题，以及企业的生产与管理，并安排企业中的数字技术专家进行实践指导，发挥校企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耦合作用，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训练的机会，提高其数字化能力，还有利于集思广益、汇聚智慧来破除企业发展中的瓶颈，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

  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催生诸多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引发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变革，教育也由信息化阶段演变为数字化发展阶段。新加坡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政府、学校和企业除各司其职以外，还积极互动加强协作，如共同建设数字化课程、开发数字资源、提升数字素养等，这都为教育数字化的顺利转型奠定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新加坡先进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是新加坡人力资源有效开发和人力资本快速提升的关键因素，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引擎。在未来，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在发挥政府、学校和企业各自功能的同时，注重三者之间的协同耦合、协作互促，进而凝聚合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为人才培养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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